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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Tony Bai。
它是今天全世界用得最多的命令行编程智能体。
但很少有人知道，Anthropic 成立后做出的第一款产品，就已经是一个编程助手。
也很少有人知道，在 Claude Code 之前，公司内部还存在过一个叫 clide 的“史前形态”。
更少有人知道，如今“公司里已经没有人手写代码”这句话的主人公 Boris Cherny，最初提交给团队的第一个 demo，只是用来看看自己正在听什么歌。
近日，Anthropic 官方发布了《The Making of Claude Code》一文，由 17 位亲历者——创始人、研究员、工程师、早期客户——共同口述还原了这段历程。我基于该文原始素材，为你完整梳理这段跨越四年、堪比科幻小说的进化史。
起点：编程，从一开始就是 Anthropic 的赌注
很多人以为 Claude Code 是 Anthropic 众多产品线里“长出来”的一个分支，但事实恰恰相反——编程，从公司成立之初就是核心赌注之一。
联合创始人 Ben Mann 回忆，当年公司决定做产品这件事本身就颇具争议，而选定的第一个产品方向，正是一个可以聊天、每次能给出四种不同修改建议的 VS Code 编程助手插件，在 2022 年春天一度有过约 100 名外部用户。
几乎在同一时间，公司的强化学习团队已经在探索能否让模型自主完成软件工程任务。
研究工程师 Dawn Drain 从 2021 年起，用了三年时间只做一件事：让模型的编程能力尽可能逼近人类工程师的水平。
强化学习负责人 Shauna Kravec 则回忆，团队一开始只能让模型完成最简单的任务——写一个函数，再判断这个函数写得对不对——而且模型最初表现得相当糟糕。
比模型能力更难啃的，其实是工程基础设施：怎么给模型一个可以真正执行代码的环境，怎么安全地管理这个环境，怎么设计让模型能实际“动手”的脚手架（harness）。
Dawn Drain 和同事当时攻克的一个难题，是在容器里跑通一个持久化的 shell，让模型可以执行代码、处理输入输出流，应对各种超时问题。
有意思的是，据 Shauna Kravec 观察，今天大家在做智能体时遇到的很多挑战，和 2022 年那批人踩过的坑几乎一模一样。
不过好景不长——第一版 API 上线后，团队一度把这个编程助手放在了一边，注意力转向了别处。只有研究侧，仍在持续推进模型的智能体编程能力。
火花：一个叫 clide 的“史前生物”
2022 年底到 2023 年，团队开始转向更开放式的智能体研究，函数调用、简单搜索等能力逐渐成型。这段时间里，诞生了一个几乎没什么人知道、却极其关键的内部工具——clide。
clide 是一个内部命令行工具，可以直接和 Claude 对话来编辑代码、处理开发任务。
这个名字最早是同事 Eli Tran-Johnson 为一个更早期的形态起的。为了让模型学会写 diff（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表达代码修改最自然的方式），Dawn Drain 花了长得有点尴尬的时间。她这样评价 clide：粗糙，但领先于时代太多。
clide 还有一个堪称炫技的功能：可以同时拉起一百个 Claude Haiku 并行工作，专门用来回答那些“整个文件夹都塞不进上下文窗口”的问题。
Ben Mann 当时业余时间一直在折腾 clide，越玩越觉得它潜力巨大——只是还差得远。
而后来成为 Claude Code 第一任经理的 Adam Wolff，则在 clide 里加上了最后一个功能：让它能从一次不完整的修改里，反推出用户到底想干什么。这被他自己形容为“婴儿态的智能体（baby agentic）”。第一次跑通的那一刻，他形容自己高兴得在厨房里转圈跳舞。
2024 年 1 月，Ben Mann 正式成立 Labs 团队，专门盯上了智能体编程这块市场空白。
同年 9 月，Boris Cherny 加入 Labs。他最初的想法是做一个 linter，一个小切口的项目。Ben Mann 当场否决：不行，你得做那个“大事情”。
Boris 后来在一次真实经历里彻底被说服：他手写了一整个 pull request 提交上去，被 Adam Wolff 打了回来，理由是“这种事应该用 clide 做”。他把问题描述复制粘贴进 clide，几秒钟后，一个五到十行的 pull request 就自动写好了。这件事给他的冲击极大——用他的话说，感觉像是看到了未来本身。
Ben Mann 当时的反应更直接：我们早就手握所有的拼图碎片，只是一直没拼到一起。
那个只有两三个赞的 Slack 帖子
被正式指派负责智能体编程方向后，Boris Cherny 给自己定的启动任务是“自动化编程”。但他当时连 Anthropic 的 API 都还没真正用过，只能先从头摸索。
在完全不确定要做成什么样子的情况下，他捣鼓出了一个自己取名叫 Claude CLI 的东西。
他后来回忆，当时连自己都说不清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但今天回头看，那个雏形里的核心要素其实都已经在了——他让它去查一下自己正在听什么歌，它直接截了一张 Apple Music 的屏幕截图，自己读了出来。整个过程只花了大约两天，而如果放到今天用 Claude Code 来复刻同样的东西，两分钟就够了。
他把这个东西发到了公司内部 Slack，只收获了两三个赞。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第二天。Boris 走进办公室，看见同事 Robert Boyce 正在用他做的这个原型写代码——屏幕上跳动着如今已经成为标志性符号的红绿色代码变更行。Robert Boyce 一句话点破了这件事的分量：这东西正在帮我干活。这是 Boris 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这个小工具是真的有用的。
一支不像“技术团队”的团队
如果说 Claude Code 的技术起点足够有戏剧性，那么组建它的这批人，背景同样五花八门。
Adam Wolff 大学读的是电影专业，靠着一股子对计算机的热爱一路转行成了程序员，后来成为 React 项目的核心参与者之一。Boris Cherny 数次邀请他出任 Claude Code 的第一任经理，被拒绝了好几次——Adam Wolff 更想回去继续做一线工程师——直到几杯酒下肚，他才松口答应。
Igor Kofman 七岁时用 BASIC 写下人生第一个程序：一个教五岁弟弟做加法的小游戏，答对了就放音乐。他在乌克兰长大，用的还是一台从西方进口的电脑。加入 Anthropic 之初，他其实想做的是“把 AI 的力量交给非工程师”，三个月后才意识到：编程恰恰是通向那个目标的必经之路。
Fiona Fung(如今是 Claude Code 与 Cowork 的组织负责人)在多伦多大学做出了自己的第一款游戏，她把编程理解为一种讲故事、搞创作的方式。
Cat Wu 于 2024 年夏天加入 Anthropic，在 Boris 发布 Claude CLI 的demo后成了最早也最活跃的用户之一——她当时正用它来搭建强化学习环境。她给 Boris 写过一整段一整段的反馈，而 Boris 几乎同样快地把对应的功能修好、发布。后来 Boris 主动问她：要不要正式加入这个项目？她如今是 Claude Code 的产品负责人。
产品设计师 Meaghan Choi 是 2024 年 12 月才第一次接触这个团队的。她看到 Claude CLI 的雏形后觉得这东西大有可为，只是缺一点设计上的打磨，于是主动申请了一次为期两周的设计冲刺。
Sid Bidasaria 在 2024 年 8 月加入 Labs 团队，一头扎进了 Boris 的这个 CLI 项目——此前他从未专注过某一个具体领域，也从未做过开发者工具。
疯狂生长期：一个两周冲刺，定下了今天的样子
2024 年 10 月起，Boris 几乎每周都在向团队第一任工程经理 Raphael Lee 讨要人手。Raphael Lee 后来回忆，当时几乎把整个 Anthropic Labs 团队的人都投入了进来，剩下的一部分则组建成了 MCP 团队——招人速度其实远跟不上需求，团队主要靠内部转岗和缓慢而谨慎的外部招聘壮大起来。
但 Adam Wolff 对快速扩张始终持保留态度。他和 Boris 之间存在一种拉扯：Boris 拼命想把团队做大，Adam 则本能地想把节奏压住——因为团队规模一旦扩大，流程、文化、方向感都会随之变得复杂得多。
事实上，直到 2024 年 12 月，核心开发力量一直只有 Boris、Sid 两人，加上 Ben Mann 偶尔搭把手。项目获得公司层面的正式许可后，六七名同事从 Labs 团队及其他团队火速加入，团队随即启动了一次为期两周的最终冲刺。
今天用户能看到的很多核心功能——包括 bug 上报机制和登录流程——都是那两周里拍板做出来的。也正是那个冲刺阶段，让 Boris 第一次真正感觉到：这件事要成真了。
那段时间，团队里几乎没有 PR 审核限制，发现问题就立刻修复上线。
Sid Bidasaria 提到，Boris 很早就搭好了自动更新机制和相当完善的用户数据监测，只要有人反馈“不喜欢这个”，五分钟后对方手上的版本就已经是修过的了。Raphael Lee 也记得，当时 Boris 和 Sid 几乎是几分钟内就回复每一条用户反馈，常常是当天甚至当小时就把对应的 PR 提交上去。
作为一款命令行产品而非网页应用，Claude Code 天生就不需要面对复杂的架构决策——本质上只是一个客户端程序，这让团队能以远超常规产品的速度反复迭代。
联合创始人 Ben Mann 事后总结出了一个很实际的产品化规律：你必须先做出一个眼下只有二三成把握能跑通的东西，这样等下一代模型上线时，它才能一下子跳到八成把握，足以真正撬开市场；再往后一代模型出来，可能就到了九成以上，那时才算真正跑起来。做这件事需要相当高的挫败容忍度，因为你会一次又一次地把事情做错——你必须活在当下，同时又要一直盯着未来看。
发布：一个改了名字、加了小人偶的产品
在正式对外发布之前，内测阶段的反馈其实相当冷淡——不少人觉得点子不错，但 bug 太多。即便如此，团队还是在 2025 年 2 月选择了对外发布，而且当时它还叫 Claude CLI。
正是在这次发布过程中，产品被正式改名为 Claude Code——这个名字由市场团队的 Alex Isken 提出，团队很喜欢它的简洁。
发布前一晚，Cat Wu 突发奇想：要是能有一个 ASCII 字符画风格的 logo 该多酷。她当场和 Claude 一起折腾出了一版 ASCII 艺术字体，这就是后来那个已经颇具辨识度的全大写 ASCII logo。
设计师 Meaghan Choi 还把此前专为 Claude 3.5 Sonnet 发布做的吉祥物形象“Clawd”加进了终端界面里，成了她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小彩蛋。
外部世界的反应几乎是即时的。Ramp 的 AI 研发体验负责人 Austin Ray 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命令行拥趸，在 2025 年 2 月产品刚以研究预览形式发布时就发现了它——用了不到五分钟，他就断定这东西会彻底改变一切。他随后几乎是一个工位一个工位地跑遍公司，拉着同事现场演示、软磨硬泡也要让大家装上试试。
Claude 社区大使 Kyle Easterly 当时正以顾问身份，为阿拉斯加一家非营利机构 Statewide Independent Living Council 开发应用——这家机构专门为残障青少年提供职业规划服务，原本用纸笔组织的工作坊里，十个孩子中只有一个能顺利完成。项目进行到一半，Claude Code 发布了，他当场切换了工具链。
Bun 的创始人 Jarred Sumner 则用它实现了 WebSocket 压缩功能——把相关 RFC 文档喂给它，虽然一开始效果不理想，但经过反复调试最终跑通了，这甚至改变了 Bun 团队安排开发优先级的方式。他坦言自己当时对这个工具的痴迷程度，可能已经超过了它彼时真实的价值。有意思的是，2025 年 8 月前后，公司内部一度出现过要不要禁用 Claude Code 的讨论，是他坚决顶住没让这事发生。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一开始就买账。专注性能工程的 Tristan Hume 当时的任务大多需要极深的上下文——比如那些互联网上几乎查不到公开资料的加速器底层内核开发，Claude Code 在需要自主探索、边学边写工具这类任务上表现平平，用处相当有限。
真正的分水岭出现在 Claude 4 系列模型发布之后。设计师 Meaghan Choi 坦言，在那之前团队在体验设计上其实做不了太多文章——不是不想做，是模型能力还没到能撑起这些设计的程度；而 Claude 4 一出来，情况彻底不同了。
Boris Cherny 总结道，真正带动 Claude Code 起飞的是两件事同时发生：一是模型能力的跃迁，二是订阅制商业模式的推出。
而 Dawn Drain 则给出了一个颇为“祛魅”的判断：Claude Code 其实并不怎么“继承”clide 的遗产——一旦模型能力跨过某个门槛，合适的产品形态自己就会浮现出来。
新世界：当“手写代码”变成一件反常识的事
到了 2025 年冬天，Boris Cherny 的代码已经 100% 由 Claude Code 完成，一行都不再手写。
他记得这个变化的节奏相当清晰：2025 年 2 月时 Claude Code 大概只能写他 10% 的代码，到 5 月涨到三四成——他还记得自己是在 Code with Claude 开发者大会现场，恰逢 Sonnet 4 发布，坐在后台一边写代码一边感慨模型真的越来越强了；到了那年冬天，比例干脆变成了 100%。
Claude 社区大使 Kyle Easterly 把开发者分成两类：一类享受写代码本身的过程，像打理一座禅意花园；另一类人的成就感，则来自真实世界里有人用上了自己做的东西并且喜欢它——他自己属于后一类。
研究负责人 Shauna Kravec 如今是不折不扣的重度用户，同时调度着十二个 Claude 实例在读文档、更新内容、拉取 Slack 信息——身为研究负责人，过去几年她其实没怎么亲自写代码，现在反而因为门槛骤降，写得更多了。
工程师 Igor Kofman 则给出了一个更长远的预判：随着模型和 Claude Code 继续变强，大家迟早会跳到下一层抽象——到时候你要管理的不再是一堆 Claude，而是“管理 Claude 们的那个管理者”。
性能工程师 Tristan Hume 提到，眼看着同事们靠“让 Claude 在后台干活”获得了巨大的杠杆效应，自己却一度找不到趁手的办法——光是重新搭一套开发环境，就得停下手头工作整整一周。但有一点已经很明确：想要保持最高产出，写代码这件事本身的方式已经变了。
产品负责人 Cat Wu 也观察到一个信任层面的转变：产品刚上线时，几乎所有人都会逐条审查每一次权限申请；而现在，相当大一部分用户已经习惯直接全部自动允许——在她看来，这恰恰说明 Claude 已经把这份信任挣了回来。
未来：谁也说不准下个月会是什么样子
Adam Wolff 用他自己参与过的 React 项目做了一个类比：React 起初是一个纯粹的计算机科学理念——函数式编程比消息传递更适合表达界面状态——但当它的日活用户突破百万级别时，它已经变成了别的东西：一个 logo、一种品牌、一种感觉，普通用户喜欢它的理由，可能压根追溯不回那个最初的核心洞见。他确信 Claude Code 也会经历同样的过程：不管你现在觉得 Claude Code 是什么——是那个终端，是 Claude 的“人格”，还是你正在用的某种特定提示技巧——到了那个临界点上，这些都将变得不再重要。
Ramp 的 Austin Ray 在公司内部推动 Claude Code 落地时，格外看重建立一种鼓励试验、坦然分享失败经验的社区文化——他认为经验的持续复利积累，才是关键所在。
而在 Claude Code 团队内部，组织负责人 Fiona Fung 坦言，自己在开发者工具这个方向上摸爬滚打了十一年半，依然完全说不准下个月会是什么样子——唯一能做的，是保持好奇，持续向内部和外部用户学习。
性能工程师 Tristan Hume 做过一次颇为极端的实验：完全不看代码，让 Claude Code 从零开始写一个 Jupyter Notebook 的替代品，甚至连界面测试都交给它用浏览器自己完成——结果它确实做出了一个能跑的东西，但他自己用起来却并不喜欢。他的结论是：还得再等一个真正有“品味”的 Claude，能预判他所有真实需求，并在后台安静地把这些事都办妥。
而对 Kyle Easterly 服务过的那家阿拉斯加非营利机构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一种此前根本负担不起的可能性——过去，定制软件的开发预算对他们来说完全是天方夜谭。如今，团队甚至能把阿拉斯加北坡地区手写的燃油配送记录直接转录、整理进 CSV 表格，还为这个客户上线了一款专门的平板应用。
研究负责人 Shauna Kravec 认为，“自主软件工程智能体”这个愿景正在逐渐照进现实。在她看来，人们对 AI 抱有的那些乐观期待——加速科研、攻克癌症、重返月球——最终都指向同一件事：AI 必须具备开放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必须能够真正走到现实世界里去“行动”，而不只是回答问题。
产品设计师 Meaghan Choi 也感慨，编程这件事历史上一直门槛极高，而看到如今这么多人——无论内部还是外部——都能用它做出东西来，这种感觉相当有成就感。
出身理论物理专业的 Shauna Kravec 还打了一个更宏大的比方：很多难题人类已经琢磨了几个世纪，进展速度远比 AI 领域缓慢得多，常常被昂贵而艰难的现实条件卡住——毕竟对撞机不是想造多少台就能造多少台的。但她判断，2026、2027 这两年里，很可能会频繁出现“三个月干完过去几年的活”这种节奏——放在 2024 年，三个月的进展或许只能算是一次改良，而如今，这种令人晕眩的加速感才刚刚开始，她甚至不确定有谁真的为此做好了准备。
工程师 Igor Kofman 的家族史，恰好浓缩了这场变革的时间跨度：他的母亲曾用打孔卡编程，他小时候还帮母亲调试过那些卡片；他的父亲则是在基辅一家社区活动中心得到一台捐赠的 Commodore 电脑后，才靠一本教材自学成为工程师。而如今，截至 2025 年冬天，Igor Kofman 自己已经完全不再亲自写代码了。
Boris Cherny 最后给出了一个跨越几十年的时间轴：那台外形有点像老式电子设备的 IBM 029 打孔机，与他祖父当年在苏联时期编程所用的机器颇为相似；而那款至今仍预装在每一台 Mac 上的古老文本编辑器，则代表了下一个阶段。工具就这样一路演化、演化、再演化，而 Claude Code，不过是这条漫长光谱上，眼下这个最新的坐标点。
本文所有一手素材均来自 Anthropic 官方发布的《The Making of Claude Code》一文
原文地址：https://www.anthropic.com/features/making-of-claud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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